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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白云宾馆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二十,我走到门口,苏以沫从对面奶茶店跑过来,手里还攥着那个装录像带的塑料袋。“没事吧?”她问。我摇头,“先回去。”回到夏茅,浩哥和双哥都在客厅等着,红姐抱着小七坐在沙发上,看到我进门,她站起来走过来。“谈的怎么样?”浩哥问。我把周建华答应一个月内离开白云区的事说了一遍,浩哥听完点了根烟,“他会不会反悔?”“不会,”我说,“录像带在我手上,他不敢。”双哥从厨房倒了杯水递给我,“那接下来怎么办?”“等,”我接过水杯喝了一口,“等一个月,看周建华会不会真的调走。”红姐走到我旁边坐下,“如果他调走了,那些文件和录像带怎么处理?”“藏起来,”我说,“至少要藏十年,等这些事彻底过去了再说。”晚上七点,我接到周建华的电话,他说想再见一面,还是白云宾馆,还是三楼那间茶室。我问他还有什么事没说完。周建华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,“有些事当着那么多人不方便说,你一个人来。”我挂了电话,浩哥在旁边听到了,“他又想干什么?”“不知道,”我站起来,“但我得去一趟。”红姐拉住我,“别去了,万一是陷阱呢?”“不会,”我说,“周建华现在比我还怕出事,他不敢动我。”晚上八点,我又到了白云宾馆,三楼茶室的门还是虚掩着,我推开门,周建华坐在老位置,面前还是那套茶具。“坐。”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我在他对面坐下,这次他没有倒茶,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,推到我面前。“这是什么?”我问。“卢柏年的死因,”周建华说,“真正的死因。”我拿起信封,没有拆开,看着他。周建华点了根烟,“下午我说卢柏年不是我杀的,这是实话,但我知道是谁杀的,也知道为什么杀他。”他吸了一口烟,烟雾在茶室里慢慢散开。“那次交易之后,卢柏年拿着我给的档案袋去敲诈了另外三个人,每个人都要了一笔钱,其中一个人受不了,把这事告诉了他背后的老板,那个老板从香港过来,亲自找关系处理了卢柏年。”我问那个老板是谁。周建华摇头,“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只知道他姓林,在香港做船运生意,手下有一帮人专门负责处理这种麻烦事。”“卢柏年死那天晚上,上午才取保候审回来,我本来约了他见面,想劝他把手里东西全部销毁,大家相安无事,但他没来,第二天就在番禺的家里出事了。”周建华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。“警方当时查的是意外死亡,因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,也没有外伤,法医鉴定是心脏病突发,但我知道不是,因为卢柏年的体检报告我看过,他心脏没问题。”我打开信封,里面是一份复印的验尸报告,上面标注了几处疑点,其中一条写着,死者血液中检测出微量钾离子异常,疑似注射过量氯化钾。“这份报告是我托人从法医那里拿出来的,”周建华说,“当时负责验尸的法医发现了异常,但上面压下来了,说不要节外生枝。”我把报告放回信封里,“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?”周建华重新点了根烟,“因为那个姓林的最近又出现了,这次盯上的不是卢柏年,是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,推到我面前。照片上是我和红姐,拍摄时间是三天前,照片背面用繁体字写了一行字,昭阳,卢柏年的接班人。我攥着照片,纸边被捏出了褶皱。“这张照片是今天早上有人塞进我办公室门缝的,”周建华说,“连同照片一起的还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,该清理的人还没清理干净。”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,拍摄角度很隐蔽,应该是从夏茅市场对面茶楼窗口拍的。“你今天约我来,不是为了要回录像带,是为了告诉我这个?”我问。“对,”周建华说,“我不是帮你,是帮我自己,如果你出事,录像带和那些文件就会流出去,到时候我也完了,我现在需要你活着,至少活到把那个姓林的找出来。”我问他有没有线索。周建华说有一个,那个姓林的最近在广州活动,住在天河区一家五星级酒店,具体房间号他还在查,但他知道对方用的是假护照,名字叫林耀祖。“我会尽快查到他的位置,”周建华说,“但你这几天要小心,最好别让你女朋友和小七单独出门。”我站起来准备走,走到门口的时候,周建华在身后叫住我。“昭阳,卢柏年就是太自信了,觉得手里有底牌就能保命,结果还是死了,你比他聪明,但也要记住,有些人不是你能惹的。”我没有回头,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,后面更精彩!走廊里很安静,我走到电梯口,按了下楼的按钮,电梯门打开的时候,里面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,他看到我,笑了一下,往旁边让了让。我走进电梯,那个男人也没有出去,电梯门关上,他按了一楼的按钮。电梯开始下降,我站在角落里,那个男人突然开口,说话带着浓重的港腔。“昭先生,久仰大名。”我转头看他,他还在笑,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。“你是谁?”我问。“林耀祖,”他说,“周副主任应该跟你提过我。”电梯在二楼停了一下,门打开又关上,没有人进来。林耀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,递给我,“这是卢柏年生前欠我的一笔账,现在该你还了。”我没有接那个档案袋,“我不欠你的。”“你接了卢柏年的生意,就得接他的债,”林耀祖说,“这是规矩。”电梯到了一楼,门打开,林耀祖走出去,回头看我,“三天时间,我等你电话。”他把一张名片塞进我手里,转身走进了大堂。我站在电梯里,看着那张名片,上面只有一个手机号码,没有别的信息。回到夏茅,已经是晚上九点多,浩哥和双哥还在客厅,红姐回房间了。我把林耀祖的事说了一遍,浩哥听完脸色变了,“他怎么知道你在白云宾馆?”“不知道,”我说,“但他肯定盯我很久了。”双哥问那个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。“我没接,”我说,“但他说是卢柏年欠他的债,现在要我还。”浩哥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两圈,“这个林耀祖不简单,能在周建华眼皮底下活动这么久还不被抓,说明他背后有人。”“不管他背后有谁,”我说,“我不会还卢柏年的债,那不是我的事。”红姐从房间里出来,她听到了我们的对话,“那他会不会对我们动手?”“会,”浩哥说,“这种人说三天就是三天,到时候你不还,他就会用别的方式让你还。”我拿出林耀祖给的名片,看着上面的号码。“明天我去见他,”我说,“看他到底想要什么。”浩哥摇头,“不能去,这明显是个局。”“不去也得去,”我说,“他既然找上门了,躲是躲不掉的。”双哥说那就多带几个人,浩哥说人多没用,对方敢一个人来,就说明不怕我们动手。红姐走到我旁边坐下,“要不我们报警?”“没用,”我说,“林耀祖用的是假护照,就算报警也查不到他,而且周建华也在找他,说明这个人很会藏。”夜里十二点,我躺在床上睡不着,翻来覆去想林耀祖在电梯里说的话,你接了卢柏年的生意,就得接他的债。卢柏年到底欠了他什么?第二天早上七点,我给林耀祖打了电话,响了三声,对方接起来。“昭先生,考虑好了?”林耀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。“我们见面谈,”我说。“好,今天中午十二点,天河区花城广场,喷泉旁边。”挂了电话,浩哥说他跟我一起去,我说不用,一个人去就行。红姐不放心,说至少让小东哥在附近盯着,我答应了。中午十一点半,我到了花城广场,小东哥已经在广场另一边咖啡店里坐着,对讲机开着。十二点整,林耀祖出现了,他还是昨天那身西装,手里还是那个黑色公文包,他走到喷泉旁边,朝我招了招手。我走过去,在他旁边站住。“卢柏年欠你什么?”我直接问。林耀祖打开公文包,从里面拿出一份合同,递给我。我接过来看,合同上写的是一笔货款,金额是两百万,时间是1998年3月,签字的人是卢柏年。“这笔钱他一直没还,”林耀祖说,“现在加上利息,一共是五百万。”我把合同还给他,“这是卢柏年的债,不是我的。”“你接了他的生意,就得接他的债,”林耀-祖说,“这是规矩。”“我没接他的生意,”我说,“我只是拿到了他留下的东西。”林耀祖笑了,“那些东西就是他的生意,你拿了,就说明你接了。”我盯着他,“如果我不还呢?”林耀祖收起合同,拉上公文包的拉链,“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让你还了。”他转身要走,我叫住他。“你杀了卢柏年?”林耀祖停住,回头看我,“你觉得呢?”“我觉得是。”林耀祖笑了,“那你就当是吧。”他走了几步,又停下来,“对了,昭先生,你女朋友很漂亮,希望他们能一直这么好。”说完他就走了,消失在人群里。我站在原地,手攥成拳头,指甲掐进掌心里。对讲机里传来小东哥的声音,“要不要跟上去?”“不用,”我说,“回去。”:()捞偏门之我混广州那些年